汪建新
陕西省延安市黄陵县城北桥山的黄帝陵，是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的陵寝，是《史记》记载的唯一一座黄帝陵，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，号称“天下第一陵”，又称“华夏第一陵”“中华第一陵”。黄帝陵的轩辕庙内西侧，有一块刻有毛泽东手书的《祭黄陵文》碑石。毛泽东写过两首四言诗体的祭文，一篇是《祭母文》，另一篇是《祭黄陵文》。毛泽东诗词和抗日战争直接相关的只有两首，一首是为国共两党公祭黄帝陵而写的《四言诗·祭黄陵文》；另一首是为抗日爱国名将的国葬而写的《五律·挽戴安澜将军》。毛泽东很少主动要求发表诗作，仅有两次很急切地要求发表作品：一次是这首《四言诗·祭黄陵文》，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呼吁呐喊；另一次是《七律二首·送瘟神》，为了消灭危害人民健康的血吸虫病而鼓劲加油。《四言诗·祭黄陵文》也是迄今最后正式发表的毛泽东诗词作品之一。认真梳理其背后的创作、流传和发表过程，不仅有利于全面解读这首诗的丰富蕴含，准确理解毛泽东政治家诗人的鲜明本色，而且也有益于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人团结抗日的民族大义。
国共同祭黄帝陵
《左传·成公十三年》有云：“国之大事，在祀与戎。” 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记载：“黄帝崩，葬桥山。”陕西黄陵县桥山自汉武帝开始，就为中华民族祭祀始祖黄帝的“国祭”之地。中华民国成立后，孙中山于1912年3月委派代表团，专赴桥山致祭轩辕黄帝陵。1935年，南京国民政府确定清明节为“民族扫墓节”，每逢清明都要派官员到黄帝陵致祭。从1935年到1943年，国民党及其国民政府共举办9次清明致祭黄帝陵仪式活动，共产党参加了1937年至1939年共3次清明祭祀。
展开剩余88%国共同祭黄帝陵有着特定的宏观历史背景。1936年12月25日，西安事变和平解决。中共中央于1937年2月10日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，正式提出停止内战、一致对外的要求。为落实国共两党合作、共同抗日问题，双方先后在西安、杭州、庐山等地进行谈判。
关于国共两党同祭的具体缘起，有三种说法。第一种说法出自《统一论坛》2007 年第 3 期张国全、郭晓光《国共两党同祭黄帝陵始末》一文：1937年3月，“蒋介石和周恩来在杭州谈判期间，蒋介石突然提出，国共共祭黄帝陵”。第二种说法出自《陕西档案》2020 年第 5 期李艳《祭祀黄帝陵与国共两党共同抗日》一文：“1937 年 4 月 4 日，杭州会谈结束，周恩来欲返回延安，行前，突然接到蒋介石提出的国共双方共同祭祀黄帝陵的要求，对此，周恩来连夜给在延安的毛泽东发电报。”但这两篇文章都没有提供史料依据，不足为凭。第三种说法出自《延安大学学报》(社会科学版)2023年第4期朱鸿召《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祭祀黄帝陵的文化认同与政治分歧》一文：据《叶剑英年谱》，中共代表叶剑英在西安“获悉国民党方面将派其元老、司法院副院长张继等人于4月上旬在陕西省中部县举行民族扫墓活动”，致祭黄帝陵。1937年3月25日，叶剑英致电延安，“请示民族扫墓我方是否有人参加”。《毛泽东年谱》第1卷的记载证实了这一说法：“3月26日，复电叶剑英：民族扫墓我方决派林伯渠参加，并与张继见面，请询问礼节仪式及日期见告。”也就是说，是中共代表“获悉”信息，经请示后决定参加致祭，并希望与国民党高层代表见面，而不是国民党方面邀请或要求中共方面派员参加清明祭祀。
1937年4月5日清明节，对陕西省黄陵县桥山的黄帝陵来说，是一个很特殊的日子。经历十年内战，共处民族危亡之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，同时派代表来祭奠血脉祖先。当天，天气特别清朗。上午10时，祭典活动开始，众人列队致祭。主祭人张继，陪祭人顾祝同、孙蔚如、林伯渠等。首先由张继宣读国民党中央党部祭文。紧接着，陕西省政府主席孙蔚如代表国民政府宣读祭文。最后，林伯渠代表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宣读由毛泽东亲笔撰写的祭文：
赫赫始祖，吾华肇造。胄衍祀绵，岳峨河浩。聪明睿知，光被遐荒。建此伟业，雄立东方。世变沧桑，中更蹉跌。越数千年，强邻蔑德。琉台不守，三韩为墟。辽海燕冀，汉奸何多!以地事敌，敌欲岂足。人执笞绳，我为奴辱。懿维我祖，命世之英。涿鹿奋战，区宇以宁。岂其苗裔，不武如斯。泱泱大国，让其沦胥。东等不才，剑屦俱奋。万里崎岖，为国效命。频年苦斗，备历险夷。匈奴未灭，何以家为。各党各界，团结坚固。不论军民，不分贫富。民族阵线，救国良方。四万万众，坚决抵抗。民主共和，改革内政。亿兆一心，战则必胜。还我河山，卫我国权。此物此志，永矢勿谖。经武整军，昭告列祖。实鉴临之，皇天后土。尚飨!
(吴正裕主编：《毛泽东诗词全编鉴赏》增订本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9月第1版，第522-523页)
祭奠仪式后不久，七七事变爆发，国共两党终于捐弃前嫌，停止内战，一致对外，吹响了全民族抗战的战斗号角。
抗日救国出师表
在这次共祭仪式上，宣读了国共双方的三篇祭文。张继宣读的国民党中央党部祭文，其词曰：
粤稽遐古，世属洪荒；天造草昧，民乏典章。维我黄帝，受命于天；天国建极，临治黎元。始作制度，规距百工；诸侯仰化，咸与宾从。置历纪时，造字纪事；宫室衣裳，文物大备。丑虏蚩尤，梗化作乱；爰诛不庭，华夷永判。仰维功业，广庇万方；佑启后昆，恢廓发扬。追承绩猷，群情罔懈；保我族类，先灵攸赖。怀思春露，祀典告成；陈斯俎豆，来格来歆!尚飨!
(张国全、郭晓光：《国共两党同祭黄帝陵始末》，《统一论坛》2007年第3期)
陕西省政府主席孙蔚如代表国民政府宣读的祭文，其词曰：
惟帝智周万物，泽被瀛寰。拯群生于涂炭，固国本于金汤。涿鹿徵诸侯之兵，辔野成一统之业。干戈以定祸乱，制作以开太平。盛德鸿规，于今攸赖，今值清明之良辰，援修恸祀之旧典。园寝葱郁，如瞻弓剑之威仪；庭燎通明，恍接云门之雅奏。所冀在天灵爽，鉴此精诚；默启邦人，同心一德；化灾疹为祥和，跻一世于仁寿。庶凭鸿贶，以集丕功。备礼洁诚，伏维歆格!
(张国全、郭晓光：《国共两党同祭黄帝陵始末》，《统一论坛》2007年第3期)
三篇祭文有相同之处，但价值取向和思维路径大相径庭。张继的祭文通篇限于追述黄帝功业，未提团结抗日之事，显得过于程式化。而文中冒出“丑虏蚩尤，梗化作乱；爰诛不庭”之类话语，明面上斥责蚩尤作乱，实则影射共产党的革命斗争，颇有指桑骂槐的意味。而孙蔚如的祭文在礼赞黄帝功绩之后，面对民族危难，一味乞求先祖赐福、神灵护佑，终归是不能实践的许愿，流于空洞的辞藻，更像是走走过场的例行公文。
毛泽东的祭文共56句，引经据典，纵论古今，柔肠百结，语重心长。开篇叙写轩辕始祖建立华夏民族的丰功伟绩，同时也回顾了黄帝的子孙后代繁衍生息、绵延不绝的经过。接下来，痛陈中华民族百年来的屈辱与苦难，严厉谴责汉奸败类的摇尾乞怜，愤怒控诉日本侵略者的欲壑难填和野蛮行径。进而又回扣前意，追忆先祖黄帝以赫赫武功战胜邪恶的勇猛精神，借古喻今，号召人们向英勇的祖先学习，要不愧为黄帝后裔，发扬光大祖先的勇武精神，与侵略者战斗到底，誓死不当亡国奴。面对民族生死存亡，中国共产党人和工农红军历尽千难万险，决意力挽狂澜，驱逐日本侵略者，重振中华民族雄风。祭文极力倡导各党各界求同存异，全国军民结成民族阵线一致对外，大声疾呼国内进行政治改革并实行民主共和制，强调只要四万万同胞同心同德、坚决抵抗，就一定能卫我河山，卫我国权，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。祭文以坦荡之胸怀，凛然之正气告慰祖先，表现出坚不可摧的钢铁意志和抗战到底的坚强决心。这篇祭文既有对中华民族列祖列宗的钦佩赞叹之情，又有对强敌压境、内忧外患的现实唏嘘感慨之意，更充满了联合抗敌的期盼和对中国未来的憧憬。
且不论文采孰高孰低，单就思想而言，国民党的祭文已输了一筹。毛泽东的祭文感情真挚自然，情绪慷慨激昂，不单单是追述黄帝的千秋功绩，更是一篇同仇敌忾、共御外侮的战斗宣言书，堪称千百年来祭文的典范。
1937年8月22日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，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。8月22日至25日，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冯家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(即洛川会议)，讨论制定动员全国军民开展民族解放战争，实行全面持久抗战的方针，进一步确定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任务及各项政策，并讨论八路军开赴抗战前线等事宜。8月25日会议结束后，八路军总指挥朱德、副总指挥彭德怀、政治部主任任弼时一行拜谒了黄帝陵。据《任弼时年谱》记载，此时轩辕庙内的供案上还陈列着毛泽东手书的《祭黄陵文》。他们一边阅读，一边交谈，任弼时说了一句名言：“这是我们开赴前线的《出师表》哩!”
破例主动求发表
毛泽东写过两篇祭文，都是四言诗体，属于古体诗范畴。1919年10月5日，母亲文素勤不幸病逝，年仅53岁，毛泽东含泪写下哀婉悲切的《四言诗·祭母文》。这是他写得最长的一首诗作，倾诉摧肝裂胆的丧母之痛，但抒发的是哀悼母亲、颂扬母亲的个人感情。而《四言诗·祭黄陵文》表达的是万众一心抵抗日寇的民族情感。
毛泽东曾经戎马倥偬，不仅是运筹帷幄的军事家，也是独领风骚的“马背诗人”，但他没有写过纪实抗日战争风云的诗作，和抗战直接相关的只有《四言诗·祭黄陵文》和《五律·挽戴安澜将军》。1942年3月，国民党抗日名将戴安澜率二〇〇师出师缅甸，重创日寇，撤退中遭日军伏击，以身殉国。1943年4月1日，国民政府在广西全州为他举行国葬。毛泽东从延安发去唁电，并附有诗作《五律·挽戴安澜将军》：“外侮需人御，将军赋采薇。师称机械化，勇夺虎罴威。浴血东瓜守，驱倭棠吉归。沙场竟殒命，壮志也无违。”他为国民党抗日将领赋诗，其政治寓意和《四言诗·祭黄陵文》完全一致，就是要向世人表明共产党人是求同存异、团结抗战的模范。
作为一个诗人，毛泽东很看重自己的作品，但是他又不是诗成之后就急于拿去发表。1957年1月12日，他在致臧克家等人的信中写道：“这些东西，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，因为是旧体，怕谬种流传，贻误青年；再则诗味不多，没有什么特色。”这是毛泽东没有悉数发表诗作的根本原因。但特殊情况下，他也会急切地要求发表作品。这种情形只出现过两次，一次是《四言诗·祭黄陵文》；一次是《七律二首·送瘟神》。前者为了呼吁各党各派团结一致，拯救民族危亡；后者为了鼓舞全民协力消灭血吸虫病，改善民生福祉。
1937年3月29日，毛泽东致信范长江：“长江先生：那次很简慢你，对不住得很!你的文章我们都看过了，深致谢意!寄上谈话一份，祭黄陵文一纸，借供参考，可能时祈为发布。甚盼时赐教言，匡我不逮。敬颂撰祺!”1935年，范长江作为《大公报》特约记者，因发表系列通讯《中国的西北角》而声名鹊起，成为第一个客观报道红军长征的记者。1937年2月，范长江又到西安和延安采访。据《毛泽东年谱》记载：2月9日，“傍晚，出席为欢迎本日到延安的《大公报》记者范长江举行的宴会。晚十时，在凤凰山住处会见范长江，作竟夜长谈。”范长江是第一个到达延安采访中共领导人的中国记者，而《大公报》是国内最大的非官方媒体。毛泽东把祭文寄给他，就是希望借助《大公报》的影响力，把共产党联合抗日的主张昭告天下。毛泽东比范长江大16岁，却称他为“先生”，还谦称为“弟”，充满对范长江的尊敬，足见他对发表祭文的高度重视。
一诗沉寂数十载
1937年清明节国共代表同祭黄帝陵，无论如何都是一个积极的政治信号，一个有热度的新闻事件。然而，4月6日，国统区主要媒体《中央日报》《大公报》《申报》等，都只能采用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的通稿，对共产党代表参加祭奠要么语焉不详，要么只字不提。只有天津天主教区的《益世报》在报道中，简单提到一句：“陕甘边区新编部队，亦派代表四人参加，以示尊崇整个民族祖宗之意。”(朱鸿召：《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祭祀黄帝陵的文化认同与政治分歧》，《延安大学学报》社会科学版，2023年第4期)
在这样的舆论氛围之下，《大公报》显然不会刊登毛泽东的祭文。当年4月6日，延安《新中华报》以《苏维埃代表林伯渠参加民族扫墓典礼》为题报道了这次祭奠活动，披露了毛泽东的祭文，还强调了活动意义：“苏维埃政府代表苏区内全体公民，为对中华民族之始祖致敬，并表示誓死为抗日救亡之前驱，努力实现民族团结计，特于五日派遣代表前往参加。”(李艳：《祭祀黄帝陵与国共两党共同抗日》，《陕西档案》2020年第5期)《新中华报》印刷条件简陋，采用蜡纸刻印，发行量很小，影响力有限。
时隔半个世纪之后，《诗刊》1992年第7期以《祭黄陵文》为题发表了毛泽东的祭文。确定这个诗题是恰当的，因为毛泽东给范长江的信中有“祭黄陵文一纸”之句，这是作者手定，不应轻易改变。这篇祭文作者仅留存一件手迹，手迹有小序：“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四月五日，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、人民抗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敬派代表林祖涵，以鲜花时果之仪致祭于我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之陵。而致词曰：”(吴正裕主编：《毛泽东诗词全编鉴赏》增订本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9月第1版，第526页)《诗刊》发表这篇祭文时，将小序删略。
此后，不少毛泽东诗词书籍都收录了这篇诗作，比如，张仲举的《毛泽东诗词全集译注》(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版)；易孟醇、易维的《诗人毛泽东》(人民出版社2003年11月版)；麓山子的《毛泽东诗词全集赏读》(太白文艺出版社2007年10月版)；陈东林的《毛泽东诗词背后的人生》(九州出版社2010年7月版)；徐四海、夏勤芬的《细读毛泽东诗词》(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11月版)，等等。
严格意义上说，《新中华报》和《诗刊》杂志以及其他书籍刊用这首诗作，全都属于“非正式发表”。因为毛泽东的“正式发表”是一个特定概念。毛泽东生前，“正式发表”指经过毛泽东本人同意并亲自修改、校订后的发表行为，比如，1957年1月《诗刊》杂志刊发《旧体诗词十八首》。毛泽东逝世后，“正式发表”则是指经中央专门机构或者权威人士认定，并在权威出版社出版或由权威媒体刊登。比如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版《毛泽东诗词集》是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审定的。
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《毛泽东诗词全编鉴赏》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9月版《毛泽东诗词全编鉴赏》(增订本)，分别新增了5首和6首诗词。该书虽不是以中央专门机构的名义出版，但它以《毛泽东诗词集》为蓝本。而主编吴正裕是第一届、第二届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常务副会长；副主编李捷、陈晋先后出任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会长，都是权威专家，该书的新增作品无疑可认定为“正式发表”。《毛泽东诗词全编鉴赏》(增订本)收录了现在已经公开披露并经严格考证的所有毛泽东诗词，一共78首。增订本新增作品中，就有《祭黄陵文》，并将诗名确定为《四言诗·祭黄陵文》。这首诗是迄今最后正式发表的毛泽东诗作之一，从1937年3月写作到2017年9月正式发表，经历了80年时间。
《毛泽东诗词全编鉴赏》(增订本)也删略了原稿的小序。《新中华报》初次披露时，将“辽海”误作“辽河”，将“聪明睿知”改为“聪明睿智”，将“光被遐荒”改为“光披遐荒”，“何以家为”误作“何以为家”，《四言诗·祭黄陵文》正式发表稿逐一作了订正，恢复了该诗的历史本来面目。
(来源：《党史博彩》2025年第11期，作者系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副会长，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原副院长、教授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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